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是由依法獲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的非公立醫療機構、相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等有關組織和個人自愿結成的全國性、行業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更多>>
民營醫院：醫改中不容忽視的力量
“床位規模1500張，2015年全年業務收入4.03億，門急診量67萬余次，擁有國家臨床重點專科，江蘇省級臨床重點專科建設單位，南京市重點專科4 個，同時，南京同仁兒童醫院的日門診量也位居南京市醫療機構兒科第三名。”18日，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調研組來到南京 同仁醫院，院長于振坤一邊引導調研組參觀醫院的各科室，一邊用數字講述著這所民營醫院8年來的發展成果。
“南京同仁醫院作為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副會長單位，江蘇省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主任委員單位，南京市社會醫療機構協會會長單位，正在積極探索社會辦醫療機構發展的管理模式。我覺得，民營醫院踏踏實實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最重要，民營醫院的堅實發展就是對醫改最大的支持。”在隨后召開的座談會上，于振坤如是說。
“我覺得這話應該改一改。”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突然插話進來。“民營醫院對醫改的作用不僅僅是支持，在我看來，建立符合市場規律的強大的民營醫院體系是醫改成功的關鍵，只有民營醫院健康發展，才能對嚴重壟斷+行政化的公立醫院體系形成競爭沖擊。”然而，令黃潔夫擔憂的是，很多行內或者行外的人對民營醫院的定位和作用仍沒有清醒的認識。
“沒錯，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問題。從社會資本辦醫到社會辦醫，兩字之差卻在內涵上有很大的區別，社會資本辦醫的‘資本’本身就有其逐利性。老板們投資的醫院多是可以分紅或在資本市場上獲利的營利性醫院，投資非營利醫院有的也可能建立起利益轉移通道，政府要做的不是糾結于應不應有這個通道甚至是如何堵死這個通道，而應建立收益陽光通道。”黃潔夫對民營醫院的肯定態度讓于振坤打開了話匣子。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臺灣的經驗。臺灣從1995年開始全面健保，去年公立醫院的比例已經降到了不足16%，大部分醫院都是公辦民營，但這并沒有影響醫院的公益性。民營醫院有利益需求是很正常的，否則就不是在做公益而是在做慈善。”黃潔夫說。
“十三五”規劃中提出，鼓勵社會力量興辦健康服務業，推進非營利性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同等待遇。“盡管國家出臺了一些鼓勵社會辦醫的文件與政策，但政策的落地還是比較困難的，尤其是在基層。”作為南京江北人民醫院這個從大型國有企業醫院改制分流成為民營醫院的院長，王國品切實感受到了兩種身份的大不同。他很擔心現在正在推進的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制度，會再次將民營醫院邊緣化。
“目前有一種聲音，不主張公立的基層醫院與民營醫院形成醫聯體。我覺得，如果在同一區域內，民營醫院的服務比公立醫院好、技術水平比公立醫院高，就不應該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應該給各醫療機構多項選擇的機會，在政策導向上體現公平、公正。”王國品表示。
說起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南京醫科大學眼科醫院院長蔣沁也有話要說。“打造醫聯體不是公立醫院的專利，目前大多數醫聯體中，幾乎都是由一家大公立醫院與若干公立醫院組成‘1+X’模式，鮮有政策文件中所提及的民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參與到醫聯體建設的案例。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病人在一家醫聯體醫院就診，涉及轉診時也一定會在醫聯體內部轉診，等于變相剝奪了患者的選擇權，不僅造成患者的多元化就醫需求得不到滿足，對其他醫院尤其是民營醫院也不公平。”
“醫聯體制度的本意是要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水平，確實不能讓公立醫院把醫聯體當做爭取市場的方式或手段，否則醫聯體就變了味道。”黃潔夫表示。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癌癥基金會理事長、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院長兼大外科主任趙平看來，不僅應該支持社會辦醫療機構參與醫聯體等協作平臺建設，還應允許公立醫院以品牌、技術等資源參與社會資本辦醫，幫助民營醫院做好高端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化的醫療服務需求。“做好這一切的最主要的基礎在人，即民營醫院要有高水平的人才隊伍，這就需要將多點執業貫徹到位，增強醫師的流動性。”
“民營醫院要和公立醫院一起，用勞動創造市場、營造市場，把醫療這塊蛋糕做大。民營醫療體系建設成功之日，就是醫改成功之時。”黃潔夫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