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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個城市實證研究：“醫鬧”阻擋生源報考醫學！
2015年，我從《紐約客》的一篇文章《刀口之下》了解到了中國的醫鬧現象。那篇文章講的是一個17歲的哈爾濱青年殺死一位無辜的醫生的故事，而襲醫的起因僅是醫院無法治愈他的脊柱問題。在那篇文章之后，我開始關注醫鬧事件。醫鬧事件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也頻繁地出現在報道中。
雖然每次報道的熱度會逐漸消散，但是我想從經濟學的視角去研究醫鬧事件長期對醫生供給的影響。醫鬧事件越來越多，醫生的職業風險大幅提高，會不會對報名醫學專業的考生的數量和質量產生影響呢？如果是的話，那醫鬧事件帶來的惡劣后果就不僅僅是醫護人員的傷亡，而是對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造成巨大的損失。
2016年，回國后，我的研究方向更加偏重于中國問題。醫鬧問題對于未來醫生供給的數量和質量的影響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我和同事薄詩雨負責數據挖掘和回歸分析，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陳雨新和教育系的劉璟與周森主要負責對原始數據的收ji和初步整理，包括高考數據、醫鬧事件數據、控制變量數據等。
醫鬧事件降低當地醫學專業志愿的報考
從2016年九月份開始，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了基礎信息的收ji。通過使用網絡爬蟲，我們抓取了從2000到2012年的所有關于醫鬧事件的報道。通過這些工作，我們繪制了醫鬧事故的分布圖。從圖中可以看出醫鬧事件已經幾乎遍布全中國。而另一幅圖也很明顯可以看出醫鬧事件在國內愈演愈烈的趨勢。
注：圖片來自工作論文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全國醫鬧事件的數量在過去十五年里增長的趨勢。
我們做的另一項工作是清理2005-2012年間的高考錄取的數據。這段時間內每年都有超過200萬的考生被錄取。我們要做的是把醫鬧事件和這些考生的專業選擇聯系起來。
通過我們制作的高考錄取信息表格可以發現，醫學相關專業的逐年錄取比例，甚至在2011、2012年還有回升，似乎并不支持我們的猜想。然而，這里面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被忽視了，一是高考中各高校專業分配給各省的名額幾乎是固定的。因此如果我們只看醫學生在全國范圍比例的話，很容易得出雖然醫鬧現象愈發嚴重，但是報考醫學的考生并沒有什么受到影響這樣草率的結論。
但是這個結論忽視了兩個方面，一是雖然省內各高校分配給醫學生的名額不變，但是名額可能會在省內的各城市之間的分配上發生變化。二是即使報考醫學的考生的比例不變，這些考生的質量可能下降。我們要做的就是仔細的分析數據，而不是只根據一個比例就得出結論。
高考錄取信息數據庫的描述性統計。
注：表格來自工作論文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量化醫鬧事件的嚴重程度。我們選擇了多種測量醫鬧嚴重程度的變量：樣本數據中的330個城市每一年的醫鬧事件造成的傷亡人數總和，這些城市從2000年以來至2012年間的累計的醫鬧事件的傷亡人數。選擇這兩種變量可以幫助我們把醫鬧事件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區分開。
研究團隊用學生選擇醫學專業的比例來衡量未來醫生的供給，用錄取到醫學院的高考考生的平均分和最低分來衡量未來醫生的質量。通過比較發生醫鬧較多的地區錄取到醫學專業的考生與同一地區的非醫學專業考生成績的差值，再把這一差值和發生醫鬧較少的地區類似的差值進行比較，來找到醫鬧事件對未來醫生質量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省級醫鬧的嚴重程度每上升一個單位，考生選擇醫學專業的比例會下降0.56-1.7個百分點，醫學專業平均入學分數會降低0.72分、最低入學分數降低0.49分。
——乍一看，這些數據都很“小”。
然而，小數據卻意味著大影響。近年來，全國的高考考生人數維持在900萬左右。任何微小的“百分量”，乘以這個巨大的基數，絕對量都不小。從數字背后，我們窺見令人不安的未來——我們或許將失去好醫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世界頂尖醫學雜志《柳葉刀》第388期發布的一項研究佐證了研究的觀點。題為《過去十年之中中國醫學畢業生的培養和流失》的文章顯示，2005年至2015年間，中國共培養了431萬五年制醫學畢業生，以及41萬七年制醫學生，共計470萬醫學生，但醫生總數只增加了75萬。醫生流失加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未來研究的兩個方向
研究團隊認為，由于中國政府對醫院醫生的薪酬、藥品價格和治療費用等實行嚴格管控，即使醫鬧的增多、醫生職業風險增大，中國醫生的薪酬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提高。職業風險得不到補償，人們從事相關職業的意愿被削弱。長此以往，社會上醫生供給減少的趨勢會愈發明顯，醫生供給的質量也將顯著降低。
當醫生的供給在數量和質量持續下降時，可能帶來的后果是病人對就診時間愈發長，診療效果越來越差等情況的不滿，從來導致醫患關系陷入惡性循環。
我們將失去好醫生嗎？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來積極干預與應對這令人不安的趨勢？社會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各種因素錯綜復雜，牽一發而動全身。
我們認為，漲工資可以吸引一部分人去承擔這個風險，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僅僅起到緩解的作用，這不是解決醫患關系的治本之策。根治醫患關系應該要改變醫院的盈利模式，重建醫患之間的信任。
因此，在醫鬧這一塊還有很多問題值得研究。目前，我們正在構思的方向有兩個。一是醫鬧如何影響醫學生在就業時候的選擇。我們計劃將醫鬧事件數據庫與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開展的大學生就業調查聯系到一起去回答這個問題。大學生就業調查中有大學畢業生詳細的專業信息和就業信息。我們希望研究醫鬧事件的發生是否降低了所在城市醫學生在就業時選擇與醫學相關程度高的工作，從而更直接的觀察到醫生的流失程度。
另一個方向是醫鬧與醫生治療策略關系的研究，即醫鬧是否會使得醫生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療手段來降低自己面臨的風險。醫生的防御性醫療在衛生經濟中是較為熱門的研究話題，指的是醫生采取較為保守的治療手段來減輕自己會承擔的醫療事故的責任。我們計劃研究在發生過醫鬧事件的醫院里的醫生對同一病人是否會相比于其他未發生醫鬧事件的醫生更有可能采取防御性醫療的手段。如果醫鬧導致醫生使用防御性醫療變得更加頻繁這個假設成立的話，那么醫鬧事件傷害的不只是被襲擊的醫生，而且浪費了整個社會寶貴的衛生醫療資源。
（暨南大學本科生李蔚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標題：330個城市實證研究：“醫鬧”會降低生源報考醫學專業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