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是由依法獲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的非公立醫療機構、相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等有關組織和個人自愿結成的全國性、行業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更多>>
非公五年 郝德明的篤定與2000萬人的成長
郝德明一口氣吹滅了蛋糕上的五根蠟燭，還沒來得及跟團隊感慨兩句，便被急促的電話打斷了。
2019年8月19日，是第二個中國醫師節，也是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以下簡稱“協會”）成立五周年的日子。
那一天，郝德明帶著協會一干人馬，跑到天津搞了兩天革命傳統教育。前一天奔赴大沽口炮臺遺址來了一場愛國主義教育；后一天則開了幾輪內部會議，又忙碌謀劃著下一步工作。
本來是偷得浮生半日閑的慶生活動，可協會各路人馬的狀態卻怎么也松弛不下。簡單的慶生儀式總被各種電話所打斷，問詢、咨詢以及各種工作安排。
? 左一：趙書貴 右一：郝德明
作為協會主要創始人的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郝德明和黨支部書記趙書貴兩個60后，帶著80、90后的團隊五年狂奔，頗有“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感覺。
五年前，辭去醫師協會工作的郝德明，至今都清晰記得2014年8月19日，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辦協會成立大會時的情景和面孔。
“當國歌響起，只見不少民營醫療人刷的一下眼淚就出來，感嘆等了這么久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國家級行業組織。”
協會成立那天，會場許多人相互握手致意，沉默是金，不言自明，更有不少人跑來緊握郝德明的手，讓他更意識到這個協會非同一般，責任重大。
也由此，五年來，協會從0開始，從一張白紙開始，頂著各種困難和壓力迅速成長、壯大。
伴隨國家機構改革，作為首批享受直接登記政策、中國乃至世界最大醫療機構行業協會，在服務社會辦醫，規范執業行為，強化行業自律，維護行業權益和信譽，促進其健康規范發展上，在業內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令海內外同行嘖嘖稱贊！
非公五年，道長而艱。郝德明的每天工作日志簿，密密麻麻的記錄著社會辦醫乃至中國醫療行業的點滴變化，也勾勒出未來的面貌。
郝德明說他很喜歡和懷揣夢想、充滿激情的年輕人一起工作，因為非公醫療這個行業就像一個正在奔跑著的少年。
壹｜醞壤
回頭來看，2014年這個年份無論對全國社會辦醫行業，還是作為娘家的行業協會，都是重要的歷史時刻。
惜往昔，協會成立前夕，正是國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時間窗。彼時，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已達到30余萬家，從業者2000萬余人，但卻一直沒有自已的全國性行業組織。
由于這些機構都是由不同的社會資本組成，其人事權、管理權、財權和產權和政府的業務主管部門都沒有直接關系，所以伴隨著醫改而產生大批非公立醫療機構的興起，就出現了準入后管理缺位的問題。
于是準入后便產生了“四不管”狀況，即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錢、不管資產的新情況新問題，只有真正出了問題或被舉報，政府的執法機構才會上門檢查，面臨的不是扣分，就是罰款，甚至通知公安抓人。
也并非是政府部門主觀上不去管理，而是因為缺乏社會辦醫的立法。畢竟政府部門對非公立醫療機構主要是管審批、管處罰，但對機構的人事、業務、財務和資產并沒有賦予管理職責。
社會辦醫療機構（簡稱社會辦醫）的院長等負責人都是由董事會決定，醫療事務管理也由董事會或者院管委會來決策，業務工作任務計劃更不需上報衛健委審批。
另一方面，很多社會辦醫人想進入圍繞公立體系的行業學協會，往往因偏見、歧視而被排擠或拒之門外。
業內從未有人主動去關心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許多文件發了，叫好不叫坐，尤其是地方業務政府部門和公立醫院的管理者，他們對落實政策仍存在著心理障礙。
“這與國家醫改要求、和行業發展政策是背道而馳的。”
2013年國家出臺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實施方案，提出要發展社會組織，要形成依法治國的一個格局，要推動“三位一體”發展（政府、企業、社會組織）。
抓住國家對全國行業協會的改革政策，郝德明第一時間遞了報告、跑申請登記手續，不久后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便氤氳而生。
“在國家改革開放大政策下，整個國家計劃經濟體系已轉變為市場經濟體系，醫改所催生那么多社會辦醫，就是緣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客觀規律而誕生的新生事物。因此，需要NGO組織來補缺管理體系，可以說，凡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NGO組織也最發達。”
協會成立后，郝德明“定調”：作為獨立社團法人，協會的工作計劃都是根據國家法律法規，以及衛生健康的工作方針政策來謀劃安排。
2019年6月末的數據：中國有52.3萬余家非公醫療機構，2.1萬余家非公立醫院，協會建立的一個行業服務和行業管理平臺，使得全國社會辦醫者有了自己的行業組織。
“我們同時還推動了212個省級、副省級、地級市和設區的地方行業協會，48個總會直屬全國分支機構的成立。”郝德明向《多肽鏈》無不自豪的介紹。
而在協會自身發展上，五年來，協會已逐漸人強馬壯 ，通過社會招聘，廣招人才，協會設立了“六個部門”和“兩個中心”（辦公室、學術培訓部、會員組織部、投融資服務部、法律事務部、人才技術服務部、醫療質量評價中心和信息網絡中心）。
貳｜定性
走過五年時間，郝德明對于“非公醫療”四個字的價值含義也有了一番新的思考。
在社會辦醫早期，人們普遍稱為民營醫療。尤其是由莆田人這個群體開辦的醫院和診所。
而隨著醫改的深入，社會辦醫已成多元化發展，叫民營已經不適合，從舉辦資本的來源，清晰劃分公立與非公立，除了用國家財政舉辦的醫療機構外，應當都統稱為非公立醫療機構，這是明確協會行業服務對象的重要前提。
“參考國民經濟的分類方法，依照醫療機構的出資來源劃分確定了協會名稱為“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非”，就是不是；“公”則代表政府財政。
“用一句話概括，凡不是用國家財政納稅人的錢來舉辦的醫療機構，都應該屬于非公立醫療機構范疇。民營只是這個范疇的部分而已。”郝德明說。
然而，隨著國家政策的開放，允許社會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和改革。從出資方的角度，醫療機構的經濟主體也越來越呈現多元化。
包括國有企業、國有商業公司，他們是用經營活動中賺的錢，并不是嚴格定義上的“國家財政”成“納稅人的錢”，但它們的屬性還是國有資產。
很多央企國企、大型銀保公司也逐漸成立了大健康產業集團公司。它們下轄的醫療機構實際上是國有資產。此外，還有國資與社會資本混合所有制的實體機構正大量出現。
如果按照出資人劃分，那么把國資及混合所有制的機構歸納到“非公立醫療機構”里，這個定位就不夠準確了。
郝德明主張應當統稱為“社會辦醫療機構”，簡稱為“社會辦醫”，而“社會辦醫指的是辦醫的資本來源和渠道，但它不能作為一個機構的名稱全稱。
今年6月12日，國家衛健委聯合國家發改委等十個部委印發《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意見的通知》，明確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
“統一稱之為社會辦醫療機構，定性社會辦醫是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滿足不同人群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并為全社會提供更多醫療服務供給的重要力量。”
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導向和對“社會辦醫”定性定位，也讓郝德明感到五年來協會的很多努力沒有白費，方向是正確的。
而作為社會辦醫的“娘家”，協會也順應變化準備走更名的手續流程，未來通過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的程序，將變更為“中國社會辦醫療機構協會”。
? 一排中：李克強 中二：安倍晉三
二排右一：山本修三；
三排左二：郝德明；左三：長崎幸太郎；
2018年10月26日 “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上，郝德明作為中方代表列席
叁｜使命
用了五年時間，郝德明和協會的伙伴們去了大大小小上百個城市，傾聽社會辦醫者的聲音，反映他們的訴求。
甫一開始，郝德明對于非公協會的定位就與許多傳統行業學協會不同，不以監督管理為主，而是充分發揮協會的服務、自律、維權和指導作用。
“把充分發揮市場成為決定資源配置的理論作為辦會指導思想。也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任務都要緊密圍繞會員單位需求，不能呆在辦公室，閉門造車。”這是郝德明最常說的一句話。
社會辦醫的體制原本就與公立醫療機構不同。她的管理機制與體系與公立的也不同，一般由董事長、總經理、院長和科室主任四個層級組成。
國家關于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及健康中國的國策，都注定了協會的發展愿景就是“匯聚社會力量，鑄就健康中國”。
“辦協會要有理念和愿景，有愿景才有奮斗目標，才會使人有工作激情和動力，才會有行動綱領和實施計劃。”
在郝德明看來，協會從誕生之日就有著明確的歷史使命：那就是促進社會辦醫和對社會辦醫療機構實現規范化管理。
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報告中早已明確健康產業將是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的支柱產業。既然是產業，社會資本辦醫就要計算投入與產出，畢竟資本的本質是逐利的。
但郝德明認為，與其他傳統產業所不同的是社會辦醫首要是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然后才是企業利益的最大化。
“醫療服務關乎民生，關乎人的生命和健康，絕不能當單純的生意來做，這是這個行業要堅守的基本原則。所以，社會辦醫也不是以盈利為首要目點的。”
而從產業發展層面來講，機構數量占比已經達到近65%，服務量卻只占比20%左右，這個數據也讓郝德明從產業鏈的角度試圖解開社會辦醫最為現實的困境。
社會醫療服務可以視為產業鏈。從醫療機構、核心服務資源的人，到上游的藥械器材，再到投融資和互聯網工具等等，這才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
考慮這些產業要素資源，遵循市場化配置的原則，郝德明提出非公協會推動社會辦醫工作要落腳在以“產業鏈為動力，學術鏈為標準，人才鏈為核心，資金鏈為保障”的四鏈建設上。
“這四個鏈建設是我們工作思路，缺一條，社會辦醫就辦不成。”
肆｜標準
對于社會辦醫來說，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同樣是時刻懸于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堵不如疏。郝德明認為協會與政府應該形成互補分工。監管是政府之責，而協會則應該以服務的手段來“前置化”的解決醫療質量和安全的問題出現。
“醫療安全和質量不是靠管出來的，它應當是在整個流程當中對社會辦醫機構加強服務指導，加強醫護人員畢業后的終身教育和培訓。不能等到產生危害了，才去管理。”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缺乏行業協會組織的規范、引導和服務，以莆系醫療為典型的機構存在坑蒙拐騙等行為，導致行業污名化，造成政府不放心、社會不認可、百姓不滿意。
通過諸如對美國JCI、公立的等級評審等國內外醫療行業標準的研究，郝德明認為非公立醫療機構必須將這些標準與中國社會辦醫的實際相結合，開發一套適合中國社會辦醫的行業標準體系。
建立課題，花費一年多時間，投入大量的專家人力，協會研究制定了“非公立醫療機構的社會信用等級評價管理辦法及其標準”，以及“醫療服務能力星級評價辦法及其標準”。
隨著這“兩個辦法、兩個標準”的雙評工作推行，中國首批“社會信用等級三A級”和“醫療服務能力五星級”的社會辦醫院便由此誕生。
這套“雙評”已經逐漸成為社會辦醫的品牌背書和管理背書。
醫療是不能做廣告的，廣告是一種承諾，做不到就成坑蒙拐騙，尤其是缺乏信任的社會辦醫，更不能做廣告，包括宗教和殯葬服務一樣，既不能也無法做廣告。
有些行業需要靠口碑，如醫療要靠患者或業內口碑，靠政府行政表彰或行業組織專業性評價。
作為非營利性行業協會，是介于政府與醫療機構之間獨立的第三方評價機構，以國家行業團體標準進行嚴格的客觀檢查，并對投資人和管理者如實反饋，這就起到了以評促建，推進醫療機構持續改進的效果。
目前國內外公司行為的評價評估或排行榜，所暴露的弊病問題已不少，可信度很低。
可以設想，一個以營利為目的之企業，怎么能做到客觀公正評價。個別醫療機構參與這種評價，有的是無奈有的也在急功近利，這種做法都違背了醫療本質。
通過國家行業協會的“雙評”，取得星級醫院品牌后，一些醫療機構也發生了改變：一是門診量得到了普遍提高；二是來聯系多點執業公立的醫生多了，促進了人才流動，三是院內離職跳槽的少了，隊伍的凝聚力增加了，團隊更穩定了。
社會辦醫要和公立醫院形成差異化，必須走國際交流與合作發展，所以在制定評價標準的時候，郝德明就在構想一旦驗證這套標準有效，推行成功，那就必然要更進一步。
“協會正在申報ISqua的國際標準，我們的‘雙評’體系將成為國際醫療機構的管理標準之一。”
郝德明說，建立行業標準是協會過去五年發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 團隊照
伍｜基建
五年來，根據專業規范管理需要和業內從業者需求，我們相繼成立了總會直屬的48個全國性分支機構。指導推進200余家省級、副省級和地市級地方協會的成立。
協會分支機構按照管理服務對象，又分為“專業委員會”和“管理分會”兩類。
前者是按臨床診療科目的專業來建立，如整形美容、皮膚科、骨科、心內科等專業委員會；后者則是涉及管理類、綜合類，宏觀類的管理分會。
比如面對52萬余家醫療機構醫務人員的醫學繼續教育分會、面對48萬余家門診部、診所的基層醫療機構分會、面對大量涌現醫生集團的醫生集團管理分會，還有投融資機構分會等。
盡管聽起來協會和分支機構的發展較為迅速，但對于成立只有五年時間年輕的行業協會而言，尤其對非公立依然存在著不理解甚至偏見與歧視的環境下，這期間的困難與工作量有多大，只有郝德明和協會秘書處團隊的每一個人最清楚。
“要談判，要找對牽頭人、行業帶頭人，搭建好這個組織，找經費支持。成立之后，還要建立良好的運營機制，這一切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溝通交流。”這要比其他行業學協會付出的更多。
對于蓬勃興起的社會辦醫而言，幾乎在每一個維度上都存在“短缺”，這催促著協會必須快速建立起網絡化、信息化的管理和服務平臺。
同時，還要在“醫院管理、學術科研、人才交流、醫療技術以及品牌建設”多個維度上，為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服務支撐。
除此之外，作為國家一級協會，如何把遍布全國、面廣量大的社會辦醫組織起來，促進他們的業務與技術合作？抱團取暖？尤其有近80%進不了醫聯體和醫共體的怎么辦？我們依托互聯網+，組織他們跨區域開展專科醫療協作活動，搭建了“全國多學科醫療協作體”（簡稱“醫協體”）及“醫協云”網絡大平臺。
目前入圍醫協體的優勢專科中心醫院、合作醫療機構和第三方服務機構近三千家，且每天與日俱增，醫協體的建立為全行業抱團取暖發展帶來了福音。根據國家醫聯體政策，協會正在著力推進醫協體和醫聯體的融合發展，實現信息互連、資源共享和功能輔補，共同參與國家分級診療體系建設。
郝德明告訴《多肽鏈》，今年，在迎來協會建會五周年之際，協會組織編寫的五本書即將出版，包括《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行業現狀與發展前景》、《社會辦醫投資理論與實踐》、《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評價體系 建設和探索》，以及一本雙評指南和五年發展年鑒。作為五本書主任編委的他，談及此書，感概萬千。
“這是我們協會成立五年，整理出來的培訓體系、管理體系、理論和思想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有了這些積累，越來越多參與到政府“建言資政”的工作，協會在“簡化社會辦醫審批”等課題研究中，也為政府推動社會辦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政策設計的“基建”工作。
為2000余萬社會辦醫從業者做好服務自律與維權指導，這正是五年前，郝德明辭去中國醫師協會去開創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最初的動力所在。